1967年3月22日夜，谢富治给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打了一个电话，说林彪召集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开会，傅崇碧紧急通知了相关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宣布了一条命令：“傅崇碧到沈阳军区，当第一副司令员，卫戍区由温玉成接手。”

宣布以后，林彪就离开了会议厅，留下傅崇碧在原地疑惑：接见团以上干部怎么不让我参加？这么大的职务调动怎么事先没有和我打招呼？调动工作是这么个调动法？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傅崇碧拿起铅笔给妻子黎虹写了几句话：

黎虹同志：

我的工作调动到东北军区，因走得很急，不能回家，需要用什么东西，到东北军区以后再给你去信。我的一一切请你们放心好了。

傅崇碧 3月22日

周总理收下了傅崇碧的信，并和他握了手：“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说完他又对身边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嘱咐道：“傅崇碧身体不好，到东北后你要照顾好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

这天夜里，傅崇碧莫名其妙地上了飞往东北的飞机，登机前，陈锡联脱下了自己的丝棉大衣，披在了傅崇碧的身上。

飞机到达沈阳后，傅崇碧被关在了一个楼上，他听到楼外不断传来“打倒杨余傅”的口号，但他并未放在心上，因为他还以为杨余傅是沈阳当地的某一个人，不久后他才知道杨余傅指的是杨成武、余立金和他自己。

此时傅崇碧的感觉是很奇怪：杨成武在19兵团和华北军区时一直是他的上级，余立金从前他根本不认识，后来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但平时很少来往，怎么就会把他和这两位同志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呢？

傅崇碧就这样不知所以的被关了7年，期间有一个排的兵力负责看管他，不到一两个月他就会换一个地方。

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放出来同样是莫名其妙的。1973年，中央派人给傅崇碧送了一些文件，文件中主要讲了两件事：第一，陈伯达出问题了；第二，林彪叛逃，摔死了。

看到这些文件后，傅崇碧愣了一下，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当终于确定看清，傅崇碧忍不住落泪了，他喃喃说道“为什么，为什么？他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啊！”

1974年9月，负责看护傅崇碧的保卫科长突然通知傅崇碧，让他准备一下回北京。

后来，傅崇碧才知道，他能够出来是毛主席多次发话：“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八一建军节，杨成武和余立金都出来了，毛主席再次发问：“傅为什么为没有出来？他的问题我讲了三次，，为什么一句不顶？”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问：“傅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他！”

1974年9月底，傅崇碧回到了熟悉的北京城，当时正是国庆节前夕，北京的气氛非常热闹。傅崇碧被总政接到了西直门招待所，安排进了一个大套间，套间里有电话，有地毯，还有人给他打饭，此时的傅崇碧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已经猜到中央已经解决了他的问题了。

得知傅崇碧回来后，叶剑英和聂荣臻立刻派人来看望了他，并捎来嘱咐：“这次回北京，你要只带耳朵不带嘴。”

第四天，周总理派人把傅崇碧接到了北京305医院，此时总理正在305医院接受治疗。

时隔7年，傅崇碧再次见到周总理，一切恍然若梦，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傅崇碧忍不住再次落泪。

“我知道你受了苦。”周总理安慰道。

“我是受了教育。”傅崇碧回答。

周总理告诉傅崇碧，现在他的事还平不了反，有阻力，但总会解决的。有人想把他调到外省去工作，总理和叶帅、聂帅商量后，打算让傅崇碧就留在北京军区工作。

在谈话中，周总理告诉傅崇碧，自己的身体不好，是膀胱癌。傅崇碧听到这个消息后愣住了，回家后他一夜都没有睡着。

傅崇碧重回北京半年后，也就是1974年的4月，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陈锡联，第一政委是纪登奎，第二政委是秦基伟。由于陈锡联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北京军区的工作实际由纪登奎、傅崇碧和秦基伟负责。

重回北京的傅崇碧依旧锋芒不减，一次江青在京西宾馆接见有关同志，傅崇碧也参加了。江青走到傅崇碧面前和他握手，并告诉他：“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回北京是我和毛主席说的。”

傅崇碧知道江青是想让自己感谢她，但他没有，他的回答是：“感谢毛主席，感谢党。”

江青听后的心情可想而知，将他的手甩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75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四人帮”却下达了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搞悼念活动的禁令。这在北京军区引起了强大的激愤。大家不顾禁令，自发地戴起了白花和黑纱。傅崇碧和秦基伟商量后，决定在军区大礼堂设置灵堂，得知这个消息后，群众们纷纷把花圈往北京军区送，“四人帮”则打来电话追究责任：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命令？

这年秋天，傅崇碧因为腿部受伤住进了301医院，但是军队中的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如罗瑞卿、王震、张爱萍、韩先楚、皮定均等都在这里住院。期间老将军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则反过来说301医院是个“黑窝子”。

9月9日晚，北京军区机要员给傅崇碧送来一份机密电文，电文的内容是毛主席病逝了。按照规矩，这个消息是不可以外泄的，但傅崇碧还是决定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张爱萍和王震。

毛主席病逝后，北京的局势变得相当紧张，和“四人帮”的矛盾每天都越来越突出。

一天，许世友将军到301医院看望老战友，他告诉大家“四人帮”已经准备好了抢班夺权，他们通知你们开会可不能去，去了可能就会被抓。他还说：“我是带了枪的，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

许世友的话引起了老将军的紧张情绪，韩先楚、王震等将军都表示，他们也要准备武器以防万一，还说以后凡是通知他们参加会议，一定要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他们就不能去。

作为老将军中较年轻的一位，傅崇碧不久后代表大家去了西山找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了许世友讲的情况。

叶帅则乐观地表示：“要斗争，但要注意斗争方法……以后就不要到这里来了，王洪文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住，我要搬到玉泉山去了，有事来玉泉山。”

一个星期后，叶帅叫傅崇碧到玉泉山找他，傅崇碧到达后，发现聂荣臻元帅也在。两位老帅问他卫戍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傅崇碧回答：“我回来以后，2师和4师的干部大部分都来看过我，1师的部分干部对搞乱军队意见很大，至于3是的情况，我了解不多。”

两位老帅指示傅崇碧，要做好部队工作，尤其是对那些受过“四人帮”接见、谈话、照相的干部，应该多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年的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转折。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等职务。

不久后，邓小平就找了傅崇碧，指示他重回北京卫戍区，用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整顿部队的工作。邓小平嘱咐道：“你用40%的力量搞卫戍区整顿，用60%的力量放在军区。”

时隔11年后，傅崇碧第二次出任卫戍司令，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有一部分人比他的心情更复杂，因为当年批判“杨余傅”的时候，有一些同志揭发过傅崇碧，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错误的事，现在傅崇碧以司令员的身份返回，他们的心情自然不会轻松。

傅崇碧回到卫戍区后，并没有追查旧账，他吩咐工作人员将那些从前的揭发材料全部封存。傅崇碧认为，这些发言都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下进行的，如果要算这个账，只能增加隔阂，对工作、团结都没有好处。

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后，几次找到傅崇碧和秦基伟谈话，提出要调换卫戍区的干部，傅崇碧和秦基伟却只调走了一个人，其他人一个都没动。

罗瑞卿得知此时后，对傅崇碧发了火说：“你总是心慈手软。”

傅崇碧却说：“当时那种情况下，谁敢反对？有些人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帮助他们自觉地认识和改正错误。”

在傅崇碧的劝说下，罗瑞卿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最终没有进行大换班。傅崇碧将军以德报怨，在北京卫戍区内引发了广泛的好评。

1985年年初，70岁的傅崇碧向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交了退休报告，这年6月，傅崇碧正式退出了军队领导工作岗位，并进入中顾委担任委员。

2003年1月17日，傅崇碧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